您的位置:中国科技新闻网 > 医药健康 > 建世界一流平台 做全球领先成果
建世界一流平台 做全球领先成果
发表时间 2017-10-25 14:58 来源 本站原创

  ——记成都先导药物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进

  导语:他在英国求学做研究27年,并在全球领先制药公司担任高管近10年。2012年,年过半百的他放弃国外高薪,回到国内创业,组建了成都先导药物开发公司,进行原创药研发,建立了中国第一、全球第四的药物筛选“种子库”。他就是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成都先导药物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进。多年来,他带领企业团队,依托“DNA编码小分子化合物库合成与先导化合物筛选创新平台”,建立了我国首个以此为基础的“药物种子库”,填补了巨型原创化合物筛选的空白,为中国药企找到了一条由产业链“底层”迈向“高端”的快速通道。

  李进,博士,国家“千人计划”、四川省“千人计划”,“成都人才计划”引进专家,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教授,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中国侨界贡献奖、四川省特殊贡献优秀专家、成都市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奖等获得者,国务院侨办“重点华人华侨创业团队”、四川省“千人计划”顶尖创业团队、“成都人才计划”顶尖创业团队带头人,2016年中国创新创业企业家,成都先导药物创始人、董事长、CEO、首席科学家。在生物医药领域具有分子设计、分子合成与分子筛选20余年的专长和工作经验,在相关的国际科学期刊发表论文和著作30余篇。

  为了国民健康,毅然回国创业

  1963年,李进出生于重庆酉阳,成为上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高考考生,顺利考取原成都科技大学(现已合并至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

  大学毕业后,李进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海外留学生,进入英国阿斯顿大学大分子科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对科研的浓厚兴趣,又引导他进入英国名校曼彻斯特大学的理论生物学专业博士后站继续深造。

  毕业后,李进留在了博士后导师创办的一家小生物技术公司里。一年半后,他不满足于进行一般的多肽、蛋白结构研究,将目光转向了当时鲜有研究的“基于蛋白质结构的小分子药物设计”。在提交了研究计划后,公司从中看到了发展前景,并赋予其重任。而他向公司申请招聘了5位成员,组成基础研究组。

  不久,李进带领的研究团队在业界首次利用计算机辅助,进行大规模化合物库虚拟筛选,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完成100万种化合物的量筛选,筛选出的化合物经过实验验证多数具有生物活性。该研究成果在全球生物医药业引起轰动。求贤若渴的全球制药巨头阿斯利康公司很快“挖”走了李进。

  在阿斯利康公司,李进先后担任计算化学总监、结构化学兼职总监,以及化合物科学全球总监。

  从2006年开始,任化合物科学全球总监时,李进负责中国、俄罗斯等多国的化学外包业务。在国际大公司的多年工作经历,让他能以全球领先视野洞悉业内发展走向。

  2005年,有20年没回国的李进回重庆探亲,他感叹“祖国发展太快了。”这一次,他动了回国发展的念头。

  2009年,他受成都高新区的邀请,到成都参加一个论坛,发表演讲。在与国内药企交流过程中,李进发现,国内药企缺乏“原创药”的研发能力,大多数企业还处在“代工”和“仿制”的阶段。

  “同一个品种,有很多公司在仿制,利润比较薄。”李进说,而从医者仁心的角度来说,仅仅靠仿制国外专利过期的药物,满足不了广大患者的治疗需求。

  在李进看来,对于一些目前没有治疗方案的重大疾病,只有通过原创药才能给病人带来有效的治疗方法。人类2万余个基因中,蕴藏着人类的生老病死密码。要对症“制药”,就需要针对引起病变的基因及其相应的蛋白,找出药物“种子”——先导化合物。

  “我就想回国做这件事。”李进说,在医药界,一般用“三个十”来形容原创新药的难度:用十年时间,花10亿美金,最后成功率只有10%。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后的药是一棵参天大树,先导化合物就是那棵大树的一粒种子。李进想建立的这个“DNA编码小分子化合物库”,正是一个巨大的未来药物筛选的种子库,将为新药发现奠定很好的基础。

  李进说,其实北京、上海、苏州都是发展生物医药较好的城市,可是经过几个月的调研分析,他将目标定位在了成都。“作为一个初创型企业,最需要的是稳定的人才队伍和政府的支持。”成都高校云集、人才众多,加上有华西等著名医院和一些大型药企,同时政府对发展生物医药行业非常支持,这众多因素给了他回成都创业的巨大信心。“再加上我本来就曾在成都读大学,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让我更有亲切感。”

  于是,2012年,李进在成都高新区成立了成都先导药物开发有限公司,主导了“DNA编码小分子化合物库合成与先导化合物筛选创新平台”的建设和研发。“我们的项目从技术上来说是非常领先的,而且很专业,不容易理解。但成都高新区在听了我们的项目汇报以后,就非常坚定地支持我们的项目。”李进对成都高新区给予的支持表示非常感谢。

  除此之外,成都先导还得到了“天使”的资金支持。“给我们投资的两个民营企业都不是生物医药企业,生物医药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但他们看到了生物医药发展的前景,而我们后期的发展也证明了他们的胆略和前瞻性。”李进表示。

  创建一流平台

  中国把生物医药行业分成两种:一类是药物公司,有产品上市的;一类是服务供应商。其实在国外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类叫生物技术公司。此类公司兼具前两类的特征:既有自己的药物研发和产品线,又为其他公司提供技术服务。生物技术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技术平台和研发团队,拥有知识产权,成都先导药物开发有限公司就属于这一类。

  公司成立不久,就建成1500平方米的高标准实验室,包括多个生物、化学实验室、化学试剂库等。

  为了达到技术领先,李进带领团队建立了国内首家“DNA编码小分子化合物库合成与先导化合物筛选创新平台”,目标是实现药物“种子”——“先导化合物”的筛选和优化。

  在位于公司的冷冻实验室里,李进带着手套打开一个冷库,里面冷藏着数亿个先导化合物。他拿出一个大拇指大小的试管,里面装着某个型号的化合物,呈现透明状。

  “这个试管里,有250万种小分子化合物。”李进说,这是自己的专利,解决了化合物储存难的问题。

  按照传统的储存方式,一个管子存1个单一化合物,一个冰箱大概可以装1000个化合物样品,而成都先导现在的1000亿化合物,大概要1亿个这样的冰箱才装得下,以现在这个化合物数量,很难实现。

  那么,把250万种化合物装进一个拇指大小的试管里,会不会搞混淆呢?“完全不会,每个化合物都有一个DNA的编码。”李进说,这个编码就相当于条形码、化合物的“身份证”。

  2013年底,李进完成了3亿个DNA编码化合物的合成、20个生物靶标的筛选,并签订了1000万美元商业合同。如今,公司已构建了巨型的DNA编码化合物库,化合物的数量已达1000亿个,预计2019年将完成1万亿个。

  李进说,公司目前主要与国内外大型制药企业提供先导化合物发现、优化等开展技术合作。“这些企业都需要创新药物研发的‘种子’,以不断开发新药、寻求新的增长点。”

  据了解,该公司在糖尿病、心血管、癌症、呼吸道等重大疾病领域,已经筛选到了多个个不同的先导化合物,最终转化为药物,则需要两年的时间。

  按照李进的规划,公司经过3至5年的运作,将建立先导化合物的世界级研发平台和研发中心。

  在创业过程中,最让李进引以为豪的就是建成“DNA编码小分子化合物库合成与先导化合物筛选创新平台”了。

  据李进介绍,他以前就是学化学的,在博士后期间,开始接触生物医药的研究,并且一直对先导化合物的筛选感兴趣,觉得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各种科学上的新技术、新方法都可以用上。“同时我也觉得先导化合物的筛选能够有机会发现新的药,发现更有效、更安全的药,给病人带来福利。这个领域有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也有很明显的经济效益。”

  李进坦言,搞原创药的创新,必须要知道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从哪儿而来,有结构性的新颖化合物从哪儿而来。很多年来,国际上大的制药公司都有很大的筛选化合物库,里面有几百万种传统的筛选化合物。“当一个新的药物研发项目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从化合物库中筛选出种子化合物或者先导化合物,然后进行优化,成为创新的临床前化合物,这是一种主要的创新药的开发方式。”

  不过采用DNA编码化合物合成技术与相应的筛选方法的公司,目前国际上主要有4家。其中,全球最大的制药集团之一葛兰素史克(GSK)通过收购获得此项技术,但其并不对外提供服务。“因此实际上,全球只有3家具有规模的公司利用此类技术为制药企业提供专业的先导化合物筛选服务,而我们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国内唯一一家。”李进自豪地表示。

  “我们平台所采用的化合物库中的每一个小分子都有DNA编码。”李进介绍,与传统非编码筛选化合物库相比,利用其核心技术——“DNA编码小分子化合物库合成及先导化合物筛选技术”为制药企业提供药物先导小分子化合物,数量从几百万增加到几千亿,将大大提高筛选到先导化合物的可能性和准确性,但同时,建库和筛选时间及成本与传统方法相比都有大幅减少。

  积极创新,硕果累累

  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说,发展的关键是创新,而李进对于创新也有独到的见解。

  李进认为,一个人必须明白自己在什么领域进行创新,创新是有一定的环境的,比如是在科研领域、产品领域,或者是在服务领域。要带着问题去创新,解决问题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而且创新是持续的,要不断创新才能保持前瞻地位。

  “创新还需要协同合作,在同事之间、团队之间、部门之间,甚至公司及行业之间。”李进介绍说,他们就有一个专门的创意室,同事在里面可以轻松地交谈,分享自己的主意,创造头脑风暴的场所。同时,成都先导还经常邀请国内外的专家来举办讲座,并邀请园区内的其他企业来听,通过这种机会实现园区内公司间的合作,创造协同创新的机会。这几年来与成都生物医药行业的几位同行创办了成都生物医药沙龙,以促进同行之间的交流和行业发展。最近与同行们如辉瑞的丁元华,深圳微芯生物的鲁先平,成都华免生物的王常玉等在成都组织召开了创新药研发的前沿与实践国际峰会,参会人1000多人,具有良好的影响。李进相信,开放型的环境最利于创新。

  李进还有一个创新的举动就是,定期在公司随机选六七个人吃午饭,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相互交流经验、想法,而在这个过程中就会碰撞出“火花”。李进认为,如果完全靠从上到下的管理机制,有的时候考虑问题不会很全面。而通过这个做法,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又有可能碰撞出好的想法、好的点子。“公司新来的年轻人,还是有畏惧感的,有好的主意不知道怎么提出来,怎么实施。而我邀请他一起吃饭,这种隔阂就不会存在了。通过和他的交流,也许就会发现一些好的主意,如果可行公司就可以马上实施。”

  李进还对年轻人创新创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每个创业者的路子都是独特的,不会有太多的共通性。但有两点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

  “第一,要考虑创业是在解决什么市场需要。市场有多种概念,像成都先导面对的市场就是药物研发市场。不同的创业面对的市场不一样,创业者要知道市场的机会在哪儿,到底要创造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服务。第二,要考虑可行性。创业者要知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需要投入多少人才资源、资本资源、及其他资源等,才能把这个事情做成。如果投入巨大的资本,回报又不是很清楚,就没有可行性。”

  目标一万亿

  回国创业5 年,尽管个人收入比不上10 年前在阿斯利康的水平,但他说内心的成就感更高:“我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两点,一是从无到有打造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都先导;二是把全球领先的技术带回中国,填补了中国生物医药的一个技术空白。”当然,这一切得益于成都高新区良好的产业环境,各级政府部门对创新创业的支持以及公司团队的辛勤付出。

  回顾成都先导五年多的发展历程,创业初始对李进而言仍是难忘的艰难时期,处于婴儿期的成都先导面临着技术、资金、市场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创业初期技术工艺不太流畅,用于建库的基本要素也不是很齐全,平台建立速度较慢。另外,我们的市场刚起步还没有打开,没有收入来源,依靠融资、政府支持的资金维持,基数本不大的团队粘性也不高,人员流动率很高。”

  现在,熬过了低谷期的成都先导生命力显得更加强大。其团队已由原先的60人扩至210人,主要的研发人员中20%是博士,这其中近一半是海归科研者。李进在阿斯利康工作期间积累的不仅是丰富的研发经验,还有重要的人脉资源。成都先导首席科学家Barry A.Morgan是将DNA编码化合物库技术工业化的主要发明人,此前担任GSK分子发现部门副总裁,之前就与李进熟识,2015年退休后在李进的热情邀请下加入成都先导。成都先导化学总监及战略合作负责人Alex Shaginian,此前担任过GSK分子发现首席科学家。

  除了核心的DNA编码化合物库合成及筛选技术,先导在新药研发、创新商业模式上也做出了探索。为其他企业提供化合物筛选的技术服务给成都先导带来现金流。同时,成都先导还可以将自己的临床前化合物转让出去,其中既包括完全的转让加里程碑金以及上市后销售分成,也包括区域市场权利的转让。但是成都先导最终的目的是做出属于自己的新药,然后通过MAH制度实现上市销售。李进说:“成都先导最后要实现从一个创业型生物技术公司向快速增长型生物药物公司的转换。”

  成都先导的新药研发瞄准肿瘤、心血管、炎症、呼吸道、代谢类及眼科疾病等重大疾病类型,内部在研新药项目逾20项。成都先导有若干个肿瘤、炎症治疗领域的项目正处于产生临床前候选化合物阶段。李进现在想的最多的一点,就是如何将这些产品快速推进临床试验或对外转让。“对于新药管线,我们目前采用的策略是先主要集中在肿瘤,其他领域的产品研发出之后在进入临床前将其转让。”李进预计,成都先导最快在2017年年底提交自己第一个新药临床申请,“理想状态是一年报一个”。

  近年来,商业合作模式创新对成都先导业绩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进观察到,全球其余两家同类型公司的缺陷在于合作模式不够开放,最终的数据结果不会反馈至合作医药公司,参与度也不足。借鉴这一模式缺陷,成都先导在2015年提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开发出包括DNA编码化合物库的设计及方案实施、利用DNA编码化合物库进行苗头化合物筛选及验证、先导化合物优化等新药研发合作或转让、特色化学或生物研发合作的四个合作模式。

  当前,成都先导已建立了30多个伙伴关系,其中既有强生,辉瑞、默沙东等跨国巨头,也有天士力、扬子江等本土企业和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这一创新为成都先导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李进表示,成都先导通过与合作伙伴的技术合作,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并且他列出了这些数据:“通过技术平台合作,2017年10月底为止成都先导签了21亿元的合同,实际收入约5000万元。”

  2013 年底,利用创新平台,先导药业合成了3 亿个DNA 编码化合物,截至目前达到1000亿,2017 年底这个数量可达1200 亿个。李进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短期目标:2019 年底前将分子数做到一万亿的水平。

  可以这样总结成都先导的商业模式:通过技术合作,保证有稳定持续的收入,而这个过程还可以提升平台技术和人才能力,从而让成都先导在新药开发的巨大风险前尽量做好准备,并不是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李进说:“这样比纯粹做药的风险低得多,即使新药项目失败了,还有技术合作的利润。一部分拿来支持运营,不总是靠融资。”

  “永不满足现状”

  一路走来,“永不满足现状”都是李进的性格写照,无论是在英国阿斯顿大学的实验室,还是导师自办的小公司,以及世界500强阿斯利康,乃至放下所有回国创业,这几个字支撑着他并解释了他在人生转折期的重大选择。

  “我十分看重可持续创新,不断突破。”他说,公司的KPI(关键绩效考核)只有三件事,一是技术研发;二是拓展市场,三是团队建设和行业交流。公司初创期重研发,随着公司DNA编码化合物库合成和筛选平台的技术成熟,现在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满世界跑市场上。

  2016年,成都先导在美国成立全资子公司。李进说,这是因为公司90%以上的业务都来自美国市场。公司的商务合作模式已经很清楚,分别是定制DNA编码化合物库、DNA编码化合物库筛选以及合作(转让)新药研究项目。

  此外,公司还建立了新药研发管线。针对未满足临床需求的新药研发,内部在研新药项目20余项,集中于重大疾病如肿瘤、心血管、炎症/呼吸道、代谢病及眼科疾病领域。目前已有2个针对肿瘤的项目处于产生临床前候选化合物阶段,1个针对青光眼的项目处于先导化合物优化阶段。

  随着李进的药物筛选“种子库”做到亚洲唯一、全球前四的规模,不少国内外药企都向他投来“橄榄枝”,其中包括全球排名前十的制药企业中的三家。目前除成都天府生命科计园B3栋的7、8、9、10层外,成都先导还在该园区租下了2000平米的区域作为科研场地。“按照公司的发展速度,2018年我们必须搬离了,这里已经装不下不断发展壮大的成都先导了”。李进说,目前他正在和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洽谈,下一步有望整体搬迁过去。

  紧张工作之余,李进还会抽出时间带领员工团建。去年,他和员工去了都江堰,和大家一起拉练以及烧烤。此时,他褪下了科学家的严谨和商务谈判时的一丝不苟,就像一个大家长,和同事们玩乐成一团;在公司文化照片墙上,有一张李进在年会上演奏萨克斯的照片。他说吹萨克斯是送儿子学乐器时,顺便“偷师”学成的。

  多年来,李进只身在国内创业,妻儿都在英国。儿子目前在牛津大学读大二;女儿今年夏天就要读大学了。李进说,他很感谢家人做出的牺牲,每年圣诞节都会雷打不动飞回英国陪伴家人。

  回国创业5年,李进的办公室三面墙上都挂满了各种荣誉证书,连他身后的书柜也装满了。尽管个人收入比不上10年前在阿斯利康的水平,但他说内心的成就感更高,“我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两点,一是从无到有打造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都先导;二是把全球领先的技术带回中国,填补了中国生物医药的一个技术空白。”

  同样的,李进对成都先导的定位也是“永不满足现状”。在他看来,这是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以创新为核心的生物技术公司。长远来看,他希望成都先导通过创新合作模式,最终实现新药上市,覆盖新药开发的全生产链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