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中国科技新闻网 > 前沿发现 > 阎耀军:预控未来
阎耀军:预控未来
发表时间 2017-11-16 15:17 来源 本站原创

  记天津工业大学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阎耀军

  1987年,由皮耶威廉•格伦执导的科幻电影《控制未来》上映。故事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正如已故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陆学艺先生所说的:“自从人猿相揖别,人类就梦想着对未来进行前馈控制。”理想很丰满,可是究竟能否实现呢?人类能预测并控制未来吗?

  上述问题如果进行学科归类的话,可以划在社会预测学的范畴里。在该研究领域,天津工业大学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阎耀军教授在国内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他的被称为“预测-预警-预控”三部曲的社会预测学系列研究系列著作《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以及《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在10年时间里相继问世。这不但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而且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大数据的支持下,他对“预控未来”更加充满希望。

  社会预测学自立门户的倡导者

  阎耀军,教授,研究生导师,天津工业大学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预测理论、社会预警与公共危机管理、社会控制与社会管理,其主持开发的民族关系监测预警系统和犯罪预测时空定位信息管理系统等软件,获得多项国家知识产权并在国内数十个城市和地区运行使用;曾获“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曾任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预测中心主任,社会学所研究员;同时担任中国未来研究会副理事长、天津市未来与预测科学研究会理事长等多种学术职务;主持国家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科研项目15项;出版学术专著5部、发表各类文章200多篇。



天津工业大学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阎耀军教授

  关于一直研究的社会预测,阎耀军他表示,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人类对社会现象的一种认识活动,其功能表现为对社会现象的描述、解释、预测三种不同的形态。其中,描述的功能在于告诉人们特定的认识对象“是什么样”;解释的功能是告诉人们特定的认识对象“为什么是这样”;预测的功能是告诉人们特定的认识对象“将来会是什么样”。

  “这是一种依次而动的继起性过程,即一项科研活动,总是从描述开始,进而解释,再进而预测。”阎耀军指出,描述属于科学认识的初级层次,解释居于中介地位,只有预测才贯穿到底,深入到认识过程中最彻底的层次。“因此,社会预测即预见未来乃是社会科学认识功能的最大化表现。”

  毫无疑问,在速度越来越快、结构越来越复杂的当今社会,人类对预知社会未来变化的需求也更加强烈。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官方的社会科学门类划分中还没有社会预测学。”阎耀军说,一方面,民间虽然自古至今有许多社会预测,但是尚无科学意义上的社会预测学;另一方面,其他的研究方法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社会学发展至今已经有170年了,大约有100多个分支学科,唯独没有社会预测学;当代社会的发展使人们对社会未来的预知产生与日俱增的迫切渴求,而缺乏科学认知的工具——社会预测学。那么,我们如何科学地把握社会的未来?

  “所以无论从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呼唤来看,我们都应该为社会预测学立一个门户。”阎耀军表示。同时他也指出,预测本身就是件难事,社会预测又是难中之难。再加上人们对社会预测的可能性存在颇多争议,所以,愿意并且能够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直到目前还未形成学科气候。

  预测未来是大数据的核心价值

  与社会预测相对应的是自然预测。关于这两种预测的区别,阎耀军指出,社会预测和自然预测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预测:自然预测的客体是对预测主体无感知能力的物,而社会预测的客体是对预测主体有感知能力的人(构成的社会现象),这就造成社会预测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反射。“因此我们不能要求社会预测像自然预测一样精准,而且不能要求社会预测能够一次性完成。”他表示。

  那么,未来研究的可能性空间有多大呢?

  阎耀军表示,虽然不好量化,但是社会预测的空间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步扩大,尤其是近年来在互联网、云计算支持下兴起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它有可能极大地拓展社会预测的空间,甚至使得人类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我认为大数据的核心价值就是预测未来。”阎耀军斩钉截铁地说,“过去,人们对社会预测持畏难心理或否定意见的重要理由就是信息不对称。他们认为人们不可能掌握社会的全部信息,所以无法进行有效的预测。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每次点击、每次支付、每个电话、每次医疗问诊、每起犯罪行为、总之每起事件和各行各业的情况都会被电脑记录并存储下来。面对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的如此数量巨大的数据碎片,以前我们根本无法用人脑或者单台计算机进行处理,而现在可以依托分布式数据库、云存储和云计算进行大数据的挖掘和处理。”

  阎耀军的这一观点与世界预测分析大会主席、《大数据预测》的作者埃里克·西格尔的想法不谋而合:在大数据时代下,作为其核心的预测分析将在社会中得到广泛运用。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被记录和整理,未来预测分析必定会成为所有领域的关键技术。

  对此,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原主席成思危也指出:“要看到大数据的出现,它的理论方法要掌握,要运用大数据的技术,来进一步改进预测。这样可以使我们的预测更加准确一些。”

  如此看来,在大数据时代,我们距离预测未来又近了一步。

  练为战不为看

  可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要预测未来?

  对于此类问题,阎耀军在他的新作《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中特别强调:预测的目的是为了预控。“在预控这个目的面前,预测预警都是手段。”他表示,“预测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预警也不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其目的很实际即为了预控。练为战而不是为看嘛!”

  谈到这一点,不得不再次提到陆学艺先生。十几年前,阎耀军写完预测和预警的两部专著后,正准备对预测思想史、预测方法和技术、预测案例分析等专题倾力钻研。陆学艺先生对他说:而要往前走——搞预控。人类搞预测预警的目的就是预控,不是为了预测而预测。“正是陆先生的话令我豁然开朗,否则我现在一定陷入了各种误区之中而不能自拔。”他感激道。

  当然了,预控则不仅要有理论和方法,还要有技术。从学科层面来看,预控比预测和预警涉及更多的学科。它不仅要跨越社会学的界限,与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交叉,还要跨越社会科学的界限,与自然科学中的数理科学、信息科学、工程科学、控制论等技术学科交叉协同研究。从实践层面来看,预测和预警可以只认识不作为,预控则既要认识又要作为。所以预控要比预测和预警更逼近实践层面,它不仅要求研究者给出理论、方法,还要求给出具体的可供实际工作者操作的技术,如监控技术、政策模拟技术、仿真推演技术等等。显而易见,预控是一件比预测和预警更加困难的事情。

  目前最前沿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就是利用计算机对社会现象进行仿真预控。有人将这种方式归为虚拟实践,即根据真实的物理法则,并以数字化符号为中介,构建虚拟的社会环境,然后利用计算机技术让预控对象等要素在其中模拟运行,从仿真推演中得出预控结果。“这种虚拟实践的形式有人认为是人类超前认知的一种新形式,其实这种形式古已有之。”阎耀军指出,公元440年前墨子止楚攻宋就是典型的虚拟实践。当然,他和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形成的虚拟实践形式无论从时间和空间的规模和技术的复杂性方面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现在利用虚拟实践工具进行仿真预控走在最前面的两个学科或者说领域是军事和经济。

  “仿真预控如果用在军事领域则被称之为作战模拟。”阎耀军介绍说,目前最大型的作战模拟系统已经能够把数十个战区连在一起进行模拟,如美国国防高级技术研究项目局支持的国防仿真交互系统(DSI)已经能把从韩国到欧洲的65个作战模拟站连在一起进行作战模拟。仿真预控在经济领域被称之为政策模拟。”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发的“政策模拟器”同样能够把多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连在一起进行仿真推演,从而预先控制经济走势。

  为“预控未来”奉献一生

  以此类推,在截至目前,以仿真预控形式对事物进行前馈控制的方法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都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唯独在社会管理领域还鲜有涉及。但实际上,社会管理领域有着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因为政策是人们主观构建的一种企图改变客观世界的‘办法’。政策一旦投入社会现实之中,就会形成一种能量,迫使原有的社会现实发生某种改变且覆水难收。”阎耀军表示,综观历史上的社会风险,大都是由于前期投入不当政策所导致的结果。所以要规避风险,必须用仿真预控的方法,以特定的政策及其施加目标为研究对象,在人工环境中建立一个与它相似的仿真模型,通过人工和计算机手段,使其模拟运行和多向度推演,反复考量拟将投入政策能量的正负及其大小,观察其未来发展变化的过程及最终结果,以期预先发现其中的问题并进行对策矫正,从而规避社会风险。这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方法和技术手段构建一种使政策可以虚拟运行的“器物化”平台,对此他们称其为“社会风险模拟器”。



阎耀军所长(左)与北京公安局警务人员研究社会安全预警预控

  在外行人看来,这是一个“过于理想和浪漫”的设想。

  然而阎耀军不这么看。“就科学研究而言,我确实是个理想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我对此充满梦想。”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已年过花甲,有生之年我会不遗余力的探索。我为此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政策模拟方法的社会稳定风险研究》(13ASH003)并获得批准立项。我还为此调整了我的团队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希望有一茬一茬的人前赴后继的去实现这个目标。因为我确定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我也相信,它终有一天会实现。”